​修武～千年古县 韩愈故里

中华“千年古县”修武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几千年的悠久历史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，被后世尊称为“百代文宗”、“千世师表”的“文圣”韩愈，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。

韩愈（768—824年），字退之，因自称“郡望昌黎”而被世称“韩昌黎”、“昌黎伯”、“昌黎先生”。其父韩仲卿，曾在武昌、鄱阳、长安等地作官。韩仲卿在由武昌调任鄱阳时，武昌人请其好友、大诗人李白为其写《去思颂碑》，开宗明义曰“君名仲卿，南阳人也”。此南阳后经宋代大儒朱熹等人考证，为“晋启南阳”之“南阳”，而非邓州之“南阳”，并进一步考证“河内修武，即《左传》所谓‘晋启南阳’”， “然南阳之为河内修武，则无可疑者”。

大历五年（770年）正月，在韩愈未满三岁时，父亲韩仲卿病故在秘书省秘书郎任上，韩愈随长兄韩会一起将父归葬修武。同年十月母亲也去世，韩愈弟兄为母亲办了丧事后，在修武为父母守孝近四年。大历九年（774年）春，韩会赴长安复任起居郎中书舍人，韩愈随兄嫂居于长安。大历十二年（777年），韩会受元载案牵连，被贬到韶州（今广东韶关市）任刺史，韩愈随兄嫂一同前往广东。大历十四年（779年），在韩愈12岁时，韩会去世于任上，韩愈随嫂嫂一同将哥哥归葬修武并为哥哥守丧三年。少年韩愈先后在故乡修武生活近十年。

兴元元年（784年），因为当时修武处于兵荒马乱之中，嫂嫂带着韩愈等全家人到安徽宣城生活（宣城有韩会在此任职时置办的房产）。唐贞元二年（786年），十九岁的韩愈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，一连三次均失败，直至贞元八年（792年）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。按照唐律，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，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，但都失败；三次给宰相上书，没有得到一次回复；三次登权者之门，均被拒之门外。韩愈愤愤不已，感慨孤身一人，仕途艰难，于贞元十一年（795年）五月东归修武扫墓。此时适逢嫂嫂去世回修武安葬，他为嫂嫂庐墓百日，服孝半年。期间，于当年秋日游历修武云台山，并写下了《题西白涧》一诗，其中一段为：“天门幽深十里西，无奈落日催人归。谁能叮嘱天宫事，为我乞取须臾期。上天无梯日不顾，牢落归来坛未暮。闭门下马一衾寒，梦想魂驰在何处。”日落时分韩愈才从云台山中回转修武家中。

韩愈青少年时期在故里的这些丧事活动，史书没有也不可能记载，韩愈在其诗文中也未提及，只是到了唐贞元19年（公元804年），韩愈才在《祭十二郎文》中称：“兄殁南方，吾与汝俱幼，从嫂归葬河阳”、“吾往河阳省坟墓。”为什么不说“南阳”或“修武”，而说“河阳”呢？这是因为当时的“南阳”已经作古，“修武”也成了普通小县而风光不再，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河阳县则先是升格为名气极大的河阳三城节度使，后又升格为管辖着包括修武在内的怀、卫二州的河阳军。韩愈笔下的“河阳”乃河阳军，而并非河阳县。笔者曾查阅我国第一部编年史《资治通鉴》从韩愈出生前的公元763年到韩愈去世后的公元833年期间70年的记载，发现共提及“河阳”25次，其中“河阳军”5次、“河阳节度使”6次、“河阳三城”4次、“河阳兵”3次、“河阳将”1次，这些与“河阳军”有关的记载共19次，而没有一次记的“河阳县”，只有一次记为“丁丑，复以乌重嬴领怀州刺史，镇河阳”，似有“河阳县”的意思。按照这样的几率，韩愈所言之“河阳”是指“河阳军”还是“河阳县”，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？

韩愈在与朋友聚会赋诗联句时还曾自称“我家本湹谷，有地介皋巩”。于是就有人说韩愈故里在东都洛阳曾管辖的“河阳”。史书记载，韩愈自公元795年在洛阳结婚，后在799、800、802、807—809年几次来洛阳生活居住，810年韩愈又担任河南县令，分宰河洛。所以洛阳必有韩愈的住所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并不能代表韩愈故里就在洛阳，更不能表示韩愈的故里在与洛阳隔河相望并曾归洛阳管辖的“河阳”。

贞元十八年（802年）春，韩愈终于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，从此走上仕途。这其间，韩愈在指导李翱、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，利用一切机会，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，开启了他倡导的古文运动。韩愈在唐代儒学衰微将“溺”而释、道盛行之际，力辟佛、老，致力于复兴儒学，取得了重大的成功，开启了宋明理学之先声。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，其实就是复兴儒家思想的重要手段。韩愈在思想、文化、教育诸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。

从政后的韩愈苦心为民、夙夜在公，却再也没时间重返故里。他忠君报国，却几遭贬黜，仕途坎坷。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。当时关中地区大旱，韩愈在查访后发现，灾民流离失所，四处乞讨，关中饿殍遍地。目睹严重的灾情，韩愈痛心不已。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，谎报关中粮食丰收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韩愈在愤怒之下上《论天旱人饥状》疏，反遭李实等谗害，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。

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，韩愈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，参与平定“淮西之乱”，因功升为刑部侍郎。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正月，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，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。韩愈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上《论佛骨表》极力劝谏，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，要求将佛骨烧毁，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。宪宗览奏后非常生气，要用极刑处死韩愈，裴度、崔群等人极力劝谏，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。韩愈被贬后，写下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，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”的诗句，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、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。

长庆元年（821年）韩愈升任兵部侍郎。长庆二年（822年）二月，镇州兵乱，穆宗命韩愈为宣慰使，去镇州招抚乱军。韩愈即将出发时，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。穆宗也感到后悔。韩愈说：“不畏生死去执行君命，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。”于是毅然只身前往，独闯叛府，义服叛军，圆满完成招抚任务。同年九月，转任吏部侍郎。

长庆三年（823年）六月，韩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后又改任吏部侍郎。京兆之地自古复杂难理，在韩愈整治下，社会安定，物价稳定，盗贼不敢出门。长庆四年（824年）八月，韩愈因病告假，结束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从政生涯。同年十二月二日（12月25日），韩愈在长安靖安里家中逝世，享年五十七岁。韩愈死后获赠礼部尚书，谥号“文”，故后人称其“韩文公”。苏轼盛赞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”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，并准其从祀孔庙，也就是说把韩愈当作了仅次于孔子的圣人。

综观韩愈的一生，体现了其“忧国忧民、敢于担当、至善至孝、大忠大勇、崇文重教、勤政廉政、求真务实、开拓创新”的精神，不愧为继孔子、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圣人。韩愈是我们大中华更是修武的骄傲和自豪，是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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